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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宋朝以后开始流行起“家训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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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们提起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,那耳熟能详的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“泛爱众,而亲仁”便会扑面而来,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前人的“蒙学家训”;

 

当我们提起《论语》《朱子语类》,那意味深长的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“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,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”便会浮现脑海,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智者的“治学家训”;

 

当我们提起《颜氏家训》《温公家范》,那饱含情怀的“幼而学者,如日出之光;老而学者,如秉烛夜行”“爱子,教之以义方,弗纳于邪,使之有成人之礼节”便会让人动容,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名臣的“处家家训”;

 

当我们提起《曾国藩家书》《傅雷家书》,那历经沧桑的“不怨不允,但反身争个一壁静;勿忘勿助,看平地长得万丈高”“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,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”便会引人深思,但我们可曾想到这是父爱的“人生家训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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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《颜氏家训》书影。来源/国家图书馆

 

我们不禁会问,“家训”仿佛无所不在,它究竟是什么?其实,“家训”包含着为人处世和齐家守业两个主要方面,是《大学》所言“一家仁,一国兴仁;一家让,一国兴让”的践行。“家训”的载体是形式多样的,朱冬梅将之归纳为“语言形式”“文字形式”“实物形式”“实践载体”“家长身教”与“家风熏陶”,其中“语言形式”与“文字形式”是主流,可细分为“训诫(语录)、家书、家训诗、格言、家法族规、谱牒、乡约、蒙学”等。

 

大家通常把成书于隋朝的《颜氏家训》(颜之推晚年所著),作为“家训”文本的开端,其实先秦时期《尚书》中有大量涉及训诫的篇章,如《康诰》《酒诰》《召诰》《无逸》等,而孔子也曾把《诗经》作为教育子女的重要对象,如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”“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”等,足见中国古代“家训”实为源远流长,它既可以是至亲长辈的谆谆教诲,也可以是帝王名臣的治世秘宝;它既可以是朴实无华的人生感悟,也可以是万古流芳的文学瑰宝。


两宋掠影,家训走向恢弘


如果给“家训”找一个里程碑,见证它由涓涓细流走向恢弘,那么宋代应该当仁不让。宋代以前,“家训”以只言片语的训诫以及后人追忆的单篇为主,集语录成册数量还比较有限,像《颜氏家训》那样能全面涉及修身、治学、理家、处世的可谓少之又少。而宋代开始,“家训”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,上自君王“祖宗之法”,中为名臣“兴隆之术”,下至平民“修身齐家”。“家训”呈现出普及化、系统化与生活化的特征。
宋代“家训”中的普及化,体现为群体身份的重大突破,撰写者不仅包含帝王将相与文化名流,更包含“诸如隐士、善士、逸士、乡先生、各级州府的学生等下层士人”(刘欣所言)。“家训”的数量出现了跨越式发展,就“家训”专著而言有迹可查者为二十余部(下表列举了较有代表性的十八部),“家训”诗词而言为二百余首,此外还有形式灵活多样的“诰”“铭”“约”“规”“箴”“戒”“说”“书”“记”“序”“题”“跋”“杂言”等。
宋代“家训”中的体系化,体现为对圣贤事迹的梳理,以及对“家训”体例的完善。如刘青之甄选圣贤语录、名人事迹,生动而深刻地启迪族中子弟;真德秀从礼、坐、行、立、言、揖、诵、书等八个方面教导孩童的言行举止;司马光列举祖、父、母、子、女、孙、伯叔父、兄、弟等社会关系明确亲疏礼仪。
宋代“家训”中的生活化,体现为对择业立家与理财持家的充分关注,为“家训”带来浓郁的时代气息。如袁采在《袁氏世范》中提倡“各业可为”,陆九韶在《陆氏家制》中提倡“丰俭适宜”,司马光在《温公家范》中提倡“量入为出”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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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刘欣:《宋代家训研究》,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10年。来源/作者自制

追根溯源,两宋何以为尊


宋代“家训”的重大突破绝非偶然,它的背后是波浪壮阔的时代变迁。有人将宋代视为“商业革命”的时代、“城市革命”的时代、“文化顶峰”的时代、“平民社会”的时代,宋代是从中唐至五代二百余年动荡后的深刻反思,是门阀士族轰然倒塌后的清醒认识,是科举取士喷涌后的呼啸而起,是商品经济大潮袭来的繁华之势。
首先是反思动荡,稳定基业。安史之乱是盛唐走向衰败的分水岭,由此迎来了中央权力日衰、藩镇尾大不掉的动荡局面,随之相继的五代虽是短短的五十余年,却经历了八姓十四帝,割据政权更是此消彼长。北宋建立之初,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动荡局面按下了暂停键,摆在太祖太宗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走出乱局,重迎太平盛世。为此,北宋政坛颇有标志性意义的“祖宗之法”应运而生,它以皇家治理为基石,以家国同构为拓展,贯彻两宋、影响后世。历史学者游彪将“祖宗之法”归纳为:齐家之道与治国之法,前者包含待宗室之法、待后妃之法、待外戚之法、待宦官之法;后者包含政治分权、募兵制、崇文抑武、守内虚外。我们所熟知的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“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”等均出自其中。“祖宗之法”就是宋朝的“皇室家训”,它造就了守内虚外、崇文抑武的独特时代,也形成了群起效仿、稳定基业的社会风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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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开国皇帝、宋太祖赵匡胤画像。来源/台北故宫博物院


更重要的是门阀式微,庶族崛起。魏晋南北朝曾是门阀士族的辉煌时期,正所谓“王与马共天下”,琅琊王氏、陈郡谢氏、谯国桓氏、颍川庾氏等一度权倾朝野,为后人津津乐道。而隋唐之时门阀大为衰落,朝廷先后编纂出《氏族志》与《姓氏录》,将皇族、外戚、官僚置于尊位,而大大贬抑了原有士族的地位,同时,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成为入仕做官的正途,血缘姻亲的优势不再明显,读书科考的选择蔚然成风。至宋代之时,庶族出身的士大夫已成为朝廷的主体,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变成现实,他们一方面在深刻借鉴门阀士族轰然倒塌,一人作难九族牵连的宗族不幸,另一方面也在暗自思索庶族崛起绵延不绝,稳家固业传之百代的成功秘诀。立规立训就是宋代士大夫反思时代后的重要抉择,范仲淹编纂《义庄规矩》和睦族人、讲求礼节,范氏后人颇为受益,范纯仁、范纯礼、范纯粹等均声名显赫;苏洵挥就《苏氏族谱引》弘扬孝悌、传递温情,苏氏后人颇为受益,苏轼、苏辙兄弟间的帮扶,苏迈、苏过等后辈的孝心都感人至深;朱熹执笔《训子帖》希冀重德修身、志存高远,朱氏后人颇为受益,朱塾、朱埜、朱在等均洁身自好、传承家学。
同时,还有天下大势的变化。科举盛行,治学成风。隋唐之时,科举逐渐完善,每榜录取名额少则数人、多则二三十人,犹记得大唐才子们“五十少进士”的哀叹,以及“题名慈恩寺”的期盼。而宋代之时,在崇文抑武的政策指引下,科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,既有宋真宗《劝学诗》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脍炙人口,又有一榜取士两千余人的惊世骇俗,更有仁宗年间龙虎榜群星闪耀的由衷歆羡,平民家庭由科举入仕途变得近在咫尺,光耀门楣、名扬后世在于苦读之间。上自达官贵人,下至贫寒百姓,都有督促子弟励志求学之意,“家训”的规劝、训诫、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。宋代“家训”的主要内容,由唐代的全面兼顾开始明显转向“处己”与“治学”,科举激励下的世风变化让人不由惊叹。欧阳修苦口婆心的“玉不琢不成器,人不学不知道”,叶梦得近乎严苛的“旦起,须先读书三五卷……若遇无事,终日不离几案”。正是科举时代的真实写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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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视剧中,进士朝觐谢恩。来源/电视剧《清平乐》截图


还有一点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。中唐前后均田制瓦解,传统的男耕女织、自给自足已备受冲击,农民的流动性与商品的依赖性正逐渐改变着社会生活。至宋代之时,占据地产的主户与没有地产的客户已为官方所认可,农事劳作的雇佣已较多达成契约,田产买卖与典当基本不受干预,真可谓“贫富无定势,田宅无定主”。而城市中时空限制逐渐被打破,早市、夜市轮转经营,大街小巷熙熙攘攘,《东京梦华录》中的北宋汴京、《武林旧事》中的南宋临安无不是酒楼林立、行业繁多。可以说田产、族产的经营,已经关乎家族命运;从业趋向的选择,已经制约后辈生活。这些现实问题不断引发世人的思考,宋代“家训”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明确家族的经济问题,用节俭与经营谋求持续性的发展。司马光在《居家杂仪》中提出,“制财用之节,量入为出,称家之有无,以给上下之衣食,及吉凶之废皆有品节,而莫不均一,裁省冗费,禁止奢华。”司马光强调家庭预算,用量入为出的方法实现收支平衡。叶梦得在《石林治生家训要略》中提出,“出作入息,农之治生也;居肆成事,工之治生也;贸迁有无,商之治生也;膏油继晷,士之治生也。然士为四民之首,尤当砥砺表率,效古人体天地、育万物之志,今一生不能治,何云大丈夫哉!”叶梦得认为族中子弟能求学入仕是最佳,但农、工、商本身也是重要的营生,不可轻视与荒废。袁采在《袁氏世范》中更为直率的表达,“如不能为儒,则巫、医、僧、道、农圃、商贾、伎术,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,皆可为也。”袁采更能考虑社会转型与家族不易,对从业趋向更显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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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陈志勇:《唐宋家训研究》,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07年。来源/作者自制


最后,蒙学发展,理学壮大。伴随着宋人庶族家庭的不断发展,身份地位的不断攀升,家族礼仪、尊卑等级再度受到推崇,例如《涑水家仪》《少仪外传》都极为详细的介绍家庭成员间的礼节、婚丧嫁娶重大节日的筹备。但世人越发觉得规劝、训诫成年男女往往收效不佳,而蒙童谦逊纯真甚为可教,于是宋人借助于科举、私学的有利氛围,发展起“蒙学家训”。吕本中的《童蒙训》,梳理了吕氏家族的发展轨迹,凸显了对先贤的尊崇,激励后人光耀门楣,文中宣扬了忠厚诚实、尽孝明礼、崇勤戒惰等美德;吕祖谦的《少仪外传》与真德秀的《真西先生教子斋规》也均为一言一行教导蒙童的重要作品;王应麟的《三字经》,更是朗朗上口、家喻户晓,传承至今的佳作。(《三字经》的作者虽存争议,但学界基本认为是王应麟所编纂)
宋代思想的独到之处当属“理学”的发展,尤其在南宋之际,面对偏安一隅、战火纷扰的时代,世人思想由外扩转为内敛,这种修身治学、寻理问道的倾向越发明显。继北宋五子之后,南宋的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等人将理学进一步发扬光大,直至宋理宗时将理学确立为官方哲学。理学大师们往往于书院讲学,于诗歌语录中寄托深意。通过文献梳理,我们发现宋人的“家训诗”足足有二百余首(理学色彩为主),但是“家训词”仅为数首,原因在于宋人眼中诗作的严格性区别于词作的抒情性,宋人更愿意把“家训”视为规诫当世、传之后人的严肃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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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侯岩峰、高长山:《论南宋书院家训诗理学精神内涵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21年第1期。来源/作者自制


依据于宋代的时代特征,我们汇总出“家训”盛行的五个重要方面,而除此以外,名臣“家训”吸引着无数家庭的效仿,其示范性不可忽视;书籍印刷的蓬勃发展大大降低了了阅读的门槛儿,其传播性不可忽视;家庙家谱见证着庶族的崛起,“家训”往往书写于其间,其推动性不可忽视。
正如明清之际魏象枢所言:“一家之教化,即朝廷之教化也。教化既行,在家则光前裕后,在国则端本澄源。十年之后,清官、良吏、君子、善人皆从此中出,将见人才日盛,世世共襄太平矣。”宋代“家训”成就了家族的繁盛,也推动王朝的发展,它是家国同构的缩影,它是流传至今的血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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