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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守护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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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中人物从左至右、从上至下依次为常书鸿、段文杰、樊锦诗、李云鹤、赵声良、李萍、俞天秀、付华林。版式设计:沈亦伶



敦煌,河西走廊中的绿洲,丝绸之路上的重镇,孕育出了莫高窟、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。
大漠铺开,千佛洞千年不语;三危山下,数十载弹指而逝。这里曾历经劫波,幸而,一批“敦煌人”用生命的坚守,成就了这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。
一代人故去,又一代人老去,后来者仍在前赴后继……丝路漫漫,“敦煌人”沐月当歌、踏沙而行,守护着他们心中最为珍贵的敦煌。

洞窟终迎守护人

1935年,法国巴黎,塞纳河畔。
旧书摊上,一部名为《敦煌图录》的画册,震惊了常书鸿。这位已在法国声名鹊起的中国画家,自此为敦煌魂牵梦绕,开始了跨越大半个地球的旅程。
1943年,常书鸿为筹建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”,终于抵达敦煌。大漠戈壁,不见人烟;沙丘接天处,骆驼草稀稀拉拉。
千年荣辱扑在眼前:藏经洞被洗劫一空,壁画被偷盗,一些洞窟的侧壁被随意打穿。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,将部分洞窟掩埋。
为洞窟清沙,迫在眉睫。常书鸿带领同事,起早贪黑筑起千米沙墙。常书鸿亲自带领大伙,喊着号子,一锹又一锹将沙清理完。接着,又给数百个洞窟逐一编号、普查。他们发明了叫作“蜈蚣梯”的独木梯,爬上九层楼高的洞窟,脚下是数十米的山崖,险象环生。
1944年,常书鸿就任研究所所长。然而,时局多艰,经费短缺,研究所深陷债务危机。为了向敦煌县政府借钱,常书鸿只身穿荒漠,披星戴月,往返城乡。
夜凉如水,常书鸿辗转反侧,夜不能寐。他手持蜡烛,走进熟悉的254号洞窟,站在东壁南段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前。常书鸿想,既有舍身饲虎者,他又何尝不能舍身,为这宝库倾尽全力?
几经波折,常书鸿去了重庆,四处化缘,总算筹到丁点物资,但只是杯水车薪。一位职工发高烧,含泪对常书鸿说:“所长,我恐怕不行了,我死了以后,千万别把我扔在沙子里,请你把我埋在土里啊!”所幸大病得愈,这位职工坚决辞职,回了南方。
离开的人,在增多。但常书鸿怎么也想不到,妻子竟会不辞而别。他骑马去追,可也追不上一颗诀别的心。追出去没多远,他眼前发黑,从马上倒了下来。
家都支离破碎了,“痴人”常书鸿还守在敦煌,呵护着沙海中间小小的绿洲。
新中国成立后,设敦煌文物研究所,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,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94年,常书鸿去世,一生情系敦煌。
曾有人问常书鸿:“如果来生再到人世,你将选择什么职业?”常书鸿答:“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,我将还是‘常书鸿’,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。”

痴情的传承

“痴人”代代有,莫高窟盼来了常书鸿,又等来了段文杰。
1944年,山城重庆。段文杰参观了张大千举办的“敦煌壁画临摹展”。驻足在那些震撼人心的画作前,时间似乎都已停滞。“到敦煌去!”这召唤,始终回响在段文杰的耳边,他的命运就此改变。
1945年,段文杰抵达兰州。一年后,他等到了折返而来的常书鸿。一辆破旧的卡车载着他们,1200多公里的颠簸,终于抵达段文杰心心念念的敦煌。
“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”,段文杰这么形容自己和敦煌的相遇。整整耽搁了两年,他迫不及待地钻进每一个洞窟,希望洞察壁画的千年秘密。段文杰开始摒弃娴熟的西方油画技巧,研究壁画的构图和颜料,苦练线描和晕染,为临摹保存敦煌壁画,重锻自己的本领。
从天府之国,到荒漠戈壁,天上人间。三九隆冬,地气极寒,段文杰住在一间破庙里,就连一个生火的炉子也没有,夜里屋内屋外都是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冷。早上起来,他发现眉毛胡子全白了——都已结霜。一日三餐,粗粮就着风沙,再喝一壶发苦的宕泉河水,肠胃不适抛脑后,段文杰揣摩着1000多年前画者的心境:一画入眼中,万事离心头。
千年石窟,再也经不起惊扰。段文杰既临摹壁画,也为石窟编号,并立下新规:禁止把纸拓在壁画上临摹,禁止触摸壁画,禁止使用蜡烛。段文杰临摹《都督夫人礼佛图》,因壁画损毁严重,人物形象模糊、服饰难辨。他通读史书,查阅上百种文献,摘录了几千张卡片,历时两年有余,终于临摹成功。
1984年,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,段文杰任院长,常书鸿任名誉院长。当初同乘一辆旧卡车来到敦煌的二人,如今传递着敦煌守护人的火炬。
段文杰90岁以后,往事亦如千年壁画褪去色彩。他连老朋友也难再认出,却忘不掉心底的归处。弥留之际,他还清晰地呼唤着“敦煌,敦煌——”
长河落日,千年一梦。2011年,段文杰去世,葬于三危山下。同眠于此的,还有常书鸿等27人,他们的墓碑和莫高窟遥遥相望。生前身后,永不分开。

观千剑而识器

冬日暖阳下,榆林窟静谧肃立。87岁高龄的李云鹤,在此主持修复工作已经4年多。他23岁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,至今已经64年。
操千曲而晓声,观千剑而识器。他是国内易地搬迁复原整体石窟第一人,也是运用金属骨架修复保护壁画第一人。64年来,李云鹤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壁画、500多身彩塑。他的修复工作也不局限于莫高窟。
1956年,响应国家“到大西北去”的号召,这个山东青州的小伙子动身前往新疆。经停敦煌时,禁不住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再劝说,留了下来。
李云鹤到敦煌后的第一项“工作”,是清理洞窟积沙。“转正”后,常书鸿安排他修复莫高窟的壁画、彩塑。扶正东倒西歪的塑像,整理脱落的壁画残片……从“体力活”干起。
1957年7月,一位外国文保专家来到莫高窟,考察壁画保护情况并进行病害治理。外国专家只干不教,李云鹤就在旁悄悄学习。专家走后,他试着仿造修复用的黏结剂,不断调试、失败,再调试,直到成功。
李云鹤还对修复工具、工艺进行了改良:纱布纵横纹路多,容易按压出“印痕”,他改用吸水性良好又压不出褶纹的纺绸;修复穹顶时注入黏结剂,用粗针管不容易把握力道,他换成血压计气囊,大大地提高了修复精准度。
莫高窟第161窟,有60多平方米壁画。1962年整窟起甲,一有空气流动,就雪片一样脱落。“你试试看,权且死马当活马医。”常书鸿交代李云鹤。清灰、打针、压平,一点一点、一天一天,他一个人用了两年时间,终于完成修复。
莫高窟第220窟,李云鹤修复时发现,表层壁画是宋代绘制,而在里面还有唐朝时期壁画。他将表、里层壁画分离、拼接在一起,使两个朝代跨越千年之后,在同一平台上“握手重逢”。
寒来暑往,李云鹤潜心钻研绘画、雕塑、临摹、修复技艺,终成壁画修复界“一代宗师”。由他创造的多项修复技术,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原文化部一等奖,他还入选全国总工会2018年“大国工匠年度人物”。
1998年,65岁的李云鹤光荣退休,但紧接着又被返聘,直到如今。他还劝儿子、孙子孙女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,一家几代守护着莫高窟。

用工作滋养人生

每年过年,李萍都要去莫高窟看看,38年来始终如一。
1981年,李萍来到敦煌。新鲜血液自然被寄予厚望。1988年,李萍被送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,又赴日本深造。李萍语言底子好,不缺留在日本的机会。她逐步适应了在日本的生活时,院长段文杰的嘱托让她深知重任在肩。
“敦煌需要你们,快回来吧!”思前想后,李萍下定决心:不能辜负研究院的培养。1990年,李萍如期学成归来。工作中无论是国际学术会议翻译,还是学术交流、访问接待,她都能出色完成。
2004年,李萍成为接待部主任,这之后的10年,也是敦煌莫高窟游客增长最迅速的10年。为了实现敦煌莫高窟“永久保存、永续利用”的目标,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设被提上日程。
建设、运作、管理、服务……一票“麻烦活”,眼看要落到李萍肩头。她想过推却。那天,她见时任院长樊锦诗提着包朝她办公室走过来,本想佯装不在,却还是被“抓个正着”。“我从美国回来,在机场买了个小八音盒,给孩子留下吧,咱们今天先不说干还是不干。”樊锦诗说罢就转身要离开。李萍说,我还是干吧。眼圈却红了。
第二天,李萍就带着人去看数字展示中心的建筑工地。结果她“大受打击”:太大了,太乱了,40分钟带着人根本转不完,噪音很大,说话全部靠喊。李萍决定放弃,她鼓足勇气走到樊锦诗办公室,脑子回想了无数次的“我干不了”,在面对那张笑吟吟的脸时,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她索性横下一条心,拼了!经院里安排,她带队去上海学习,逢人只讲一句话:“我是来学习你们世博会建设的经验的,从怎么打扫厕所,到怎么管理运营我都要学习。”
十年积淀,厚积薄发。2014年,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营了。李萍带着100多个数展中心工作人员去新馆“开荒保洁”。中心开放的那一天,樊锦诗庄重地叮嘱来参加仪式的领导们:大家先不要进馆,擦一擦脚上的泥土吧!很多工作人员的眼睛都湿了……
如今每年招新,李萍都要带着年轻人去院史陈列馆,给他们讲老一辈敦煌人的故事。“我告诉他们,要让工作滋养你的人生。这样的工作,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不会觉得累。”

为了永不磨灭的美

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,《梦幻佛宫》超高清实景球幕电影,惊艳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游客。电影既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,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。
1600多年历史的莫高窟,至今保有735个洞窟,4.5万平方米壁画。窟内的彩塑和壁画,绝大多数使用泥土、木头、麦草等材料制成。游客如织,彩塑和壁画的保护压力与日俱增,更面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威胁。樊锦诗萌生了一个想法:能否通过数字化手段,让敦煌石窟得以“永生”。
1998年底,敦煌研究院与美国西北大学开展“敦煌壁画数字化合作研究”项目。到2005年底,项目完成了22个敦煌石窟典型洞窟的数字化。
也是这一年,俞天秀来到了莫高窟。学习、实习,当讲解员,一年后,他回到了保护所。2006年,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数字中心。“数字化,就是将洞窟、壁画、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文物,通过高精度摄影录像,生成数字图像。”
知易行难。要将壁画完整地搬到电脑里,首先要设计周密、完善的数字摄影采集方案;然后,使用定制轨道、摄影车等专业设备进行拍摄,图像色彩、清晰度都受到严格控制。最后,将上千幅原始图像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图像。
采集工作,极为枯燥。“干这个活,得耐住性子,不能着急,更不能差不多就行。”俞天秀说。进入洞窟,既要保证拍摄精度,还要避免伤害壁画,辗转腾挪方寸间,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
采集不易,拼接更难。数字化讲究形状、颜色、图案无缝拼接,但有时候就是拼不上。而且,莫高窟墙壁本来就不平,做成平面会变形。怎样将形变降到最低?俞天秀和同事们也是一边摸索,一边创新方式。
一天天重复,和时间拉锯,俞天秀曾困惑不已:采集拼接到底有啥用?这个疑惑,直到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,才得以消解:
影片中,每一尊雕塑、每一幅壁画,就连人物唇角笑意的深浅,都分毫不差。置身影厅,宛若游于洞窟,流云飞花旋舞,飞天飘曳、彩带飞环,让观者无不惊叹于这骇世的美。

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世界”

莫高窟,这动人心魄的绝世珍宝惊艳了老一辈人,也唤来了现任院长赵声良。
来敦煌,赵声良带着一腔热血。上世纪80年代,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国外”的说法颇为流行。这话刺痛了尚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大三的赵声良。“当时血气方刚,心想,我们中国又不是没人了!”赵声良说,他当即下定决心,毕业后前往敦煌。
赵声良给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写了封信,表露心声。令他喜出望外的是,没过多久段文杰回信了,而且热情洋溢、热烈欢迎。
临近毕业,家里听说赵声良要去敦煌,不断写信催他回云南老家。赵声良一毕业,人先去了敦煌。数月后,再回老家,家里人见木已成舟,也只好认了。
在敦煌,房子是灰瓦土墙,地上是扫不完的尘土。冬天,取暖靠火炉,赵声良和室友都是南方人,没经验,常常半夜熄火,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多摄氏度。
赵声良来到敦煌莫高窟后,一直任《敦煌研究》杂志编辑,每次出刊都要去天水印刷厂出差,短则十多天,长则一两月。那时敦煌没有火车站,要去120公里以外的柳园乘车,又买不到卧铺,只好站上一昼夜。或许正是这股子办刊的劲,才成就了今天最权威的敦煌学刊物之一。
1996年,赵声良赴日进修,终获日本成城大学美术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。学成回国,多所重点大学重金聘请,最终他还是选择留在敦煌。赵声良说,之所以选择留下,一是对于学习美术史的他,敦煌是一座宝库;更重要的因素是,敦煌研究院发生了很多变化。
“看到樊院长做了很多努力,她真的很了不起。”赵声良说,为了保护石窟,她有很多非常令人钦佩的做法。当时很多地方搞旅游开发赚钱,樊院长顶住这个“思潮”,积极推动《莫高窟保护条例》的颁布,这为莫高窟设置了相当严肃的“保护机制”。
时过境迁,日月轮回,赵声良从编辑到院长,见证着敦煌研究院的成长。
“上世纪90年代初,我们做到了‘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也在中国’”。赵声良说,但是,敦煌要有大格局,千年莫高,人类敦煌。所以,未来应该是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世界”。

我心归处是敦煌

“历史是脆弱的,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,画在了墙上;历史又是坚强的,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,希望它永不磨灭。”
敦煌研究院墙上的一段话如是写道。
敦煌研究院还有一座名为“青春”的雕像。短发少女拿着草帽,昂首前行,意气风发。雕像的原型,正是“敦煌的女儿”——樊锦诗。
樊锦诗生于北平,长于上海,是1958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学生。毕业后,樊锦诗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,工作至今。作别繁华市井,来到大漠深处,无数次,樊锦诗远望三危山,天地间好像就剩下了她一个人:“此生,我就是一个莫高窟的守护人。”
和大城市比,敦煌的生活条件自不待言。樊锦诗住的小屋子连家具都没有,墙上掏两个长方形大洞,就成了衣柜和书柜。但与艰苦条件相比,至亲分离更让人痛苦。樊锦诗来敦煌工作后不久,父亲去世了。那时候她刚新婚,丈夫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。
第一个孩子出生前,樊锦诗还在棉花地里摘棉花。举目无亲的她,在架着煤炉子、冒着烟气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,没有一个亲人陪伴在旁。“孩子生下来连一件穿的衣服都没有。后来老彭知道孩子出生在敦煌了,才挑了两扁担生活用品,转车多次来到了敦煌。”那一刻,樊锦诗再也止不住泪水。
唯一得以慰藉的是,“略显暗淡的壁画和彩塑上一旦遇了光,便现出了真容。那般流光溢彩,那般绮丽绚烂,令人惊心动魄。”
第二个孩子出生后,樊锦诗到武汉休了一段时间产假,可与家人团聚时,她内心深处却不时浮现出千里之外的洞窟,令她搁不下、放不下。樊锦诗渐渐明白,若一个人心灵颠沛流离,则“居无定所”,临摹壁画、修复洞窟、科学保护、传承弘扬,是在保护和守护莫高窟中寻找内心真正的居所。
长期两地分居,彭金章知道妻子对于莫高窟的痴恋。1986年,他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,成全妻子。至此,距离他们结婚已经整整过去了19年!
从九层楼往回走,满天繁星,月华如水。阵阵风儿掠过白杨树,沙沙作响。如今的樊锦诗,已从红颜少女变成了华发老人。“大家都知道樊锦诗,其实樊锦诗没什么了不起,只是沾了莫高窟的光,还有老彭的支持。”樊锦诗说,“老彭”在敦煌找到了他自己擅长的研究工作,也越来越喜欢敦煌。
敦煌,像一盏心灯,迟早会照亮每一个新来者。
2018年,“丝路明珠:敦煌石窟在威尼斯”展览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开幕,这是敦煌艺术首次登陆威尼斯。80后付华林参与其中,他和团队的专注与专业,让老外竖起大拇指:“敦煌的艺术惊艳,你们对艺术的敬畏一样令人惊艳。”
三危山下,付华林指向远处,那里沙海绵延,莫高窟聚沙成塔,成就了无数来者心中最为珍贵的人间。付华林也很自豪,无论在哪里,说起“我的敦煌”,一句话:气宇轩昂。
每年清明,敦煌研究院全院都会到宕泉河畔扫墓。这是“敦煌人”的传统。李仁章、许安、毕可、常书鸿和李承仙、霍熙亮、段文杰和龙时英、史苇湘和欧阳琳、李其琼、潘玉闪、陈明福……27名员工长眠于三危山下,生前身后永远守护莫高窟。
许许多多的“敦煌人”,扎根戈壁,和着大地深处的呼吸,阻狂风挡暴雨、遮冰雪蔽沙尘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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